作為千年一遇的曠世奇才，蘇軾在詩詞、文賦、書法、繪畫、政治等各領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更難能可貴的是其人格的偉大。九百多年來，蘇軾在政界、學界和民間的深遠影響一直延續(xù)至今。林語堂先生在其享譽海內外的《蘇東坡傳》中將其稱為“一個無可救藥的樂天派、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一個百姓的朋友、一個大文豪、大書法家、創(chuàng)新的畫家、造酒試驗家、一個工程師、一個憎恨清教徒主義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個皇帝的秘書、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專唱反調的人、一個月夜徘徊者、一個詩人……”，我們可親可愛可敬的東坡形象可謂躍然紙上。
蘇軾畫像
然而，沒有“烏臺詩案”的重大轉折以及后續(xù)一系列的人生磨難，蘇軾的人生境界和文學藝術境界將完全不可同日而語。我們甚至可以說，蘇軾的人生是從黃州開始的（東坡這個流傳后世的名號也正是始于黃州時期），從這個著名的貶謫之地，真正成熟的蘇軾開啟了堪稱輝煌的創(chuàng)作生涯（恰與其越來越艱難的命運形成鮮明對比）。在生命的最后一年（1101年），蘇軾在經過真州（今江蘇儀征）游覽金山龍游寺時，看到李公麟所畫蘇軾像，回首命途多舛的一生，一時感慨萬千，寫下了著名的《自題金山畫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問汝平生功業(yè)，黃州惠州儋州。苦澀蒼涼的詩句背后，卻透露出理解蘇軾人生和藝術的關鍵，從黃州到惠州再到儋州，越貶越遠的東坡沒有被命運擊垮，反而實現了政治人生和藝術人生的雙重升華，最終成為了那個至今為人們口口相傳的男神蘇軾。
黃州：一蓑煙雨任平生
元豐二年（1079年），李定、舒亶、王珪等朝中群小合力編織了臭名昭著的“烏臺詩案”（可謂中國古代政治生態(tài)的一個縮影）。盡管有“不得殺士大夫與上書言事人”的祖宗家法，有病中曹后“不須大赦天下，只放了蘇軾就夠了”的殷殷囑咐，有王安石、張方平、范鎮(zhèn)等一眾老臣的上書營救，蘇軾最終幸免于一死，但仍因莫須有的詩罪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其弟蘇轍、其書信往來之友王詵、王鞏、張方平、司馬光、黃庭堅等20多人均受牽連被貶被罰，曾經風光無限的蘇軾可謂一落千丈。然而，正是“烏臺詩案”及黃州的苦難經歷，讓這個天真的樂天派詩人真正走向成熟，走向更加曠達豪邁的人生。
黃州是一座偏僻蕭條的江邊小鎮(zhèn)，任何人走到這里都不免會產生一種被遺忘、被棄置的凄涼感。初到黃州的那些天，作為犯官的蘇軾總是在白天睡上一整天，到晚上才敢一個人悄悄地出門，他以這種晝伏夜出的生活來慢慢修復心靈的巨大創(chuàng)傷。一天夜里，他不知不覺間走到了遠離寓所定惠院的長江之畔，所見的殘月、梳桐、冷夜、孤鴻、沙洲等紛紛化作一個個詩的意象，尤其是那只孤獨而高傲的鴻雁，在蘇軾心中引發(fā)深深的共鳴，它仿佛就是自己的化身：他的悲恨無人領會，他的高致無人欣賞，他的孤獨無人理解。于是，一首滿紙孤寂的《卜算子》從心頭奔涌而出：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
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以創(chuàng)作為生命第一義的蘇軾，如今卻不敢輕易寫詩作文，即便是寫給朋友的書信也往往再三叮囑“不須示人”、“看訖，火之”，唯恐“好事者巧以醞釀，便生出無窮事也”。更令人可悲的是，如雪花般紛紛寄出的信札，幾乎都如泥牛入海一般，從此杳無音信。從前那些稱兄道弟的“朋友”，如今已都作鳥獸散，除了黃庭堅、秦觀等寥寥幾位摯友外，誰愿意繼續(xù)和一個差點被砍頭的犯官為友呢！
然而，正是這種前所未有的孤獨拯救了蘇軾。自幼受到家庭佛教氛圍熏習的蘇軾，開始真正親近佛教，試著在靜觀默照中反思這場人生災禍。他不怨天，不尤人，而是從自身找原因。以佛學的觀念來看，遭饞致毀是因自己屢犯“綺語戒”，“口業(yè)”太盛，而又固執(zhí)己見。他痛切地認識到，“才華外露”是自己做人的一大毛病。由此，他對自己做了毫不留情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反?。?ldquo;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為，多其病者。”（《答李端叔書》）這份沉痛懇切的反思，去除的是根植于一己榮辱得失之上的“驕氣”，卻依然保留著忘軀為國的“銳氣”，一種大格局、大氣象在這座千年小鎮(zhèn)上慢慢醞釀和生成。
林語堂《蘇東坡傳》
元豐五年（1082年）三月七日，蘇軾在幾位熟識的朋友陪同下前往相田（打算買田置產）。這日天朗氣清，大家一邊趕路，一邊欣賞沿途的景致，沒想到倏忽之間風云突變，一陣大雨即將傾盆而下，同行的朋友都覺得狼狽不堪，只有蘇軾毫不介意。他仍舊腳穿草鞋，手持竹杖，和著雨打梳林的沙沙響聲，一邊吟唱，一邊行路。不一會兒，雨過天晴。這場倏然而至卻又倏然而去的大雨，讓蘇軾聯想到了自己所經歷的人生風雨，他將之高度藝術性地化作了這首傳唱千古的不朽名作《定風波》：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厥紫騺硎捝?，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竊以為，《定風波》一詞正是蘇軾在經歷大風大浪之后走向真正成熟的標志。與古往今來許多大家一樣（正如被放逐于海利根施塔特的貝多芬），蘇軾成熟于一場災難之后，成熟于滅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窮鄉(xiāng)僻壤，成熟于幾乎沒有人在他身邊的時刻。從此，正是這份成熟讓蘇軾在詩詞、文賦、書畫等各個領域大放異彩。于是，前后《赤壁賦》和《念奴嬌·赤壁懷古》誕生了，“天下第三行書”《黃州寒食帖》誕生了，一個邁向人生和藝術至境的坡神誕生了。
惠州：為誰合眼想平生
原以為黃州是蘇軾的人生谷底，誰曾想到，更多的災禍在等待著他。元祐九年（1094年）四月，哲宗下詔改年號為“紹圣”，意即繼承神宗朝的施政方針。不久，呂大防、范純仁罷職，章惇出任宰相大臣。這位重回廟堂的變法派大臣，完全拋棄了王安石新法的革新精神和具體政策，把打擊“元祐黨人”作為主要目標，盡情發(fā)泄多年來被排擠在外、投閑置散的怨憤，蘇軾兄弟成為這場政治風暴的首要受害者。仿效“烏臺詩案”的故技，朝中一幫小人網羅罪名，橫加誣陷，蘇軾再度開啟貶謫生涯。即使在千里迢迢奔赴貶所的路上，小人們依然心有不甘，屢進讒言，朝廷竟五改謫命，最終將其貶為寧遠軍節(jié)度副使，惠州安置。經過近半年的艱險跋涉，蘇軾最終抵達了當時的南蠻之地——惠州。
兩年多的嶺南生涯在蘇軾波瀾壯闊的一生中時間并不長，但卻有著極為特殊的意義，只因為一個人——朝云。紹圣三年（1096年）七月，蘇軾的愛妾、一生的知己朝云病逝，年僅34歲。朝云的離去對于蘇軾無疑是一個極為沉痛的打擊，這位“無可救藥的樂天派”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凄楚之境。自熙寧七年（1074年）蘇軾通判杭州時進入蘇家，二十三年間朝云一直跟隨蘇軾輾轉南北，無論升陟貶黜，始終忠誠不二。隨著蘇軾的貶謫，曾經熱鬧的歌兒舞女們相繼散去，只有朝云隨他南遷，成為他悲慘的流放生涯中忠實的伴侶。即便到了瘴癘之地惠州，朝云毅然無怨無悔，泰然自若，精打細算地操持著一家人的生活，閑暇時便讀書念經，習字臨帖，與蘇軾談禪論道。
據說，朝云的生病和蘇軾填的一首詞有關。某日，貶居惠州的蘇軾和朝云閑坐，正是秋涼時節(jié)，蘇軾放下手中書卷，見窗外落木蕭蕭，凄然有悲秋之感，便請朝云演唱自己所填的《蝶戀花》（花褪殘紅青杏小）詞。朝云歌喉將轉，淚滿衣襟，蘇軾驚而問之。朝云說：“奴所不能歌者，唯‘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二句，為之流淚。”自此，朝云常常若有所思，“日誦‘枝上柳綿’二句，為之流淚。病極，尤不釋口。”顯然，通曉禪理的朝云讀出了詞中的言外之意，“枝上”一句，乃無常之象，“天涯”一句，寫普遍之意。兩句形象地道出了人生無常——恰似蘇軾一生的升降沉浮，忽北忽南。正所謂“霽月難逢，彩云易散”，朝云不久后抱疾而終，蘇軾也終身不再聽這首作品。
難能可貴的是，朝云不只是同甘共苦的伴侶，更是精神相契的知己。想當年，蘇軾故意捧著酒足飯飽的肚子問眾人：“你們可知道里面裝的是什么？”一位婢女說“都是文章”，另一位婢女說“都是學問”，直至朝云答道“一肚子不合時宜”，蘇軾捧腹大笑，贊道：“知我者，唯有朝云也。”如今，形單影只的東坡先生只能在惠州西湖邊徘徊游蕩，夕陽斜射的樹林間寒鴉盤旋，寺院的晚鐘與佛塔的鈴語、瑟瑟的松吟相互應和，構成了如此凄迷的意境。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無不令人想起朝云，于是便有了《西江月·梅花》：
玉骨那愁瘴霧，冰姿自有仙風。海仙時遣探芳叢。倒掛綠毛么鳳。
素面翻嫌粉涴，洗妝不褪唇紅。高情已逐曉云空。不與梨花同夢。
這首詠梅詞，寫嶺外梅花玉骨冰姿，素面唇紅。然而，曉云已散（喻朝云病故），蘇軾不能像王昌齡夢見梨花云（雪景）那樣做同一類的夢了。句句詠梅，卻又字字懷人，于朦朧中寓深情，于哀婉處見幽致。其間之一往情深，不讓東坡千古悼亡詞《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千載之下，令人動容。
張充和《仕女圖》
朝云死后，蘇軾遵照其遺言，將她安葬在豐湖岸邊棲禪院東南山坡上的松樹林間。據蘇軾所撰的碑銘記載：“（朝云）且死，誦《金剛經》四句偈以絕。”四句偈便是著名的“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因有如夢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電之語，又名“六如偈”。后來，寺院僧人在墓上修了一座亭子，取名“六如亭”，亭柱上鐫有蘇軾親自撰寫的一副楹聯：“不合時宜，惟有朝云能識我；獨彈古調，每逢暮雨倍思卿。”縱觀蘇軾曲折的一生，幸有幾位于他有特殊意義的至親女性：他的母親程氏，他的兩位夫人王弗、王閏之，朝云是身份更低但更為重要的一位。正所謂詩云：“四弦拔盡情難盡，意足無聲勝有聲。今古悲歡終了了，為誰合眼想平生。”（張充和《仕女圖》題詩）
儋州：茲游奇絕冠平生
本想在惠州了此殘生的蘇軾萬萬沒想到，另一個更加悲慘的厄運即將降臨到自己身上。紹圣四年（1097年）又一個不祥的四月，惠州知州方子容懷著沉重的心情專程前來，并正式傳達了朝廷的告命：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據說，朝中群小看了蘇軾在惠州寫的詩句，諸如“嶺南萬戶皆春色，會有幽人客寓公”、“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等等，認為他在惠州還是生活的太舒服，應該貶到更遠更蠻荒的地方，于是直接發(fā)配天涯海角。要知道，在北宋一代，放逐海南是僅比滿門抄斬輕一等的處罰。
踏上海南島，對長居大陸的蘇軾而言，已沒有過去那種“仿佛曾游”的神秘感覺。登高北望，視野所及，只有一片浩淼的海水，四顧茫然，一種異國他鄉(xiāng)、永無歸路的凄涼感襲上心頭。海島的生活相比黃州、惠州，可以說才是真正的艱難。這里地熱海寒，林木陰翳，燥濕難耐，毒物遍布，被中原人士視為十去九不還的鬼門關。初來乍到的蘇軾面對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泉，更無書籍和筆墨紙張的艱難窘境，加之語言不通，簡直是度日如年。但蘇軾之所以是蘇軾，就在于無論他走到哪里，都有非凡的自信和本領，生生將“地獄”變?yōu)?ldquo;天堂”。
《蘇東坡全集》
隨著蘇軾繼續(xù)發(fā)揮他“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兒”的隨和寬容的人格魅力，他逐漸適應了黎民的風俗，也贏得了當地各族人民的愛戴和關懷。爾后，他在這里辦學堂，介學風，育學人，以致許多人竟不遠千里，追至儋州拜于蘇門。北宋一百多年時間里，海南從無人進士及第。但蘇軾北歸后不久，儋州姜唐佐就舉鄉(xiāng)貢。為此，蘇軾曾題詩：“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至今，人們一直把蘇軾看作儋州文化的播種人和開拓者，對他懷有深深的敬意。
同時，這種返璞歸真的散淡生活讓蘇軾邁向人生的更高境界，他自然而然地想起了陶淵明。對比其嶺海前后的詩風，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由超邁豪雄向淡雅高遠的轉變，正所謂“絢爛至極歸于平淡”，藝術史所津津樂道的晚期風格（Late Style）在蘇軾身上體現得非常明顯，其最顯著的例證便是他一百多首“和陶詩”。在惠州、儋州兩地，蘇軾幾乎和遍了所有陶詩。最后，他得出了這個著名的結論：
吾與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與蘇轍書》）
在此，陶淵明成了蘇軾晚年打量自己的一面鏡子，他承認自己的詩“不甚愧淵明”，但在人生境界上則“深愧淵明”，并表示“欲以晚節(jié)師范其萬一也”。事實上，蘇軾和陶淵明兩位異代大詩人可謂是相互成全，在陶淵明詩文復興的漫長之路上，蘇軾晚年的極力推崇可謂居功至偉，而在蘇軾晚年遭遇一貶再貶的人生困境中，陶詩提供了充分的精神慰藉和美學滋養(yǎng)，對蘇詩晚期風格的形成影響巨甚。
風燭殘年之際，蘇軾迎來了頗具反諷意味的命運反轉。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初九，哲宗崩逝，徽宗繼位，政局大變。神宗妻向氏以皇太后垂簾聽政，形勢向著有利于元祐臣僚的方向迅速發(fā)展。二月，便大赦天下。待到六月，蘇軾終于要離開謫居三年之久的儋州，當地的土著朋友紛紛攜酒帶菜前來餞行，執(zhí)手泣涕。在渡海的當晚，蘇軾一夜無眠，看著天容海色，他聯想起自己多舛的一生，盡管謗誨交加，但高風亮節(jié)終將長留天地，一時間詩思泉涌，不禁脫口吟道：
參橫斗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
云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魯叟乘桴意，粗識軒轅奏樂聲。
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
此際，他終于領悟了莊子齊得失、等榮辱的哲理，看透翻云覆雨的政壇變幻，就像孔子所感嘆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盡管他已下決心歸隱江湖，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蘇軾將出將入相的消息已傳遍全國。這時，章惇之子章援驚恐焦慮萬分，因為他父親當年正是迫害蘇軾的關鍵人物之一。他只能厚著臉皮，專門給蘇軾去信替父親求情（其時章惇已被貶雷州），擔心蘇軾回到朝廷后，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實，這種擔心完全是多余的。邁過耳順之年的坡翁早已跳出了是非恩怨的小圈子，而以了悟人生的智者眼光與悲天憫人的仁者胸懷俯視一切人事。
收到章援來信時，蘇軾已身染重病，卻仍強支病體回書作答。他十分誠懇地寫道：“某與丞相定交四十余年，雖中間出處稍異，交情固無增損也。聞其高年寄居海隅，此懷可知。但以往更說何益，唯論其未然者而已。”不僅如此，蘇軾還將自作的《續(xù)養(yǎng)生論》一篇及行之有效的養(yǎng)生藥方隨信寄贈，希望他能借此頤養(yǎng)天年，熬過這人生一大劫難。就這樣，蘇軾一筆勾銷了往日的恩怨，其胸懷是何等開闊，境界是何等高遠！據史書記載，章家一直珍藏著這封感人至深的回信，幾十年之后，還有人從章惇的孫子章洽那里看到。
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蘇軾在北歸途中病逝于常州，享年65歲。一時間，舉國震悼，山河同悲。蘇軾走完了不平凡的一生，這位中國文化史上的罕見全才給后世留下了巨大的文化遺產，包括2700多首詩、300多首詞、4200多篇散文，以及無數書畫藝術杰作，人們將蘇軾所創(chuàng)造的文化世界尊為“蘇海”。更重要的是，蘇軾巨大的人格魅力傾倒和影響了無數中國人，人們不僅欣羨他在事功世界中剛直不阿的風節(jié)、民胞物與的赤子之心，更景仰他心靈世界中灑脫飄逸的氣度、笑看風云的超邁。這位將現實性與超越性完美交融的人生典范，永遠令人追慕，惹人懷想，予人啟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