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載人航天“大總師”走了，錢學森推薦了他

在很多航天人眼里，“王大總師”王永志就像一枚定海神針。

從1992年中國載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項，到2005年神舟六號載著兩名航天員成功升空，工程總指揮（均為上將）換了四任，下面七大系統(tǒng)“兩總”（總指揮和總設計師）也換了一茬又一茬，但王永志一直擔任總設計師，坐鎮(zhèn)在技術主帥之位。

王永志曾獲2003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2005年，中央軍委授予他“載人航天功勛科學家”稱號，稱他為“國防科研戰(zhàn)線上的一面旗幟”。

王永志一生視錢學森為恩師。正是錢學森發(fā)現(xiàn)了年輕的王永志在總體設計方面過人的才華，他說第二代戰(zhàn)略導彈應由第二代人掛帥，推薦王永志擔任總設計師，后來又推薦他擔任首任載人航天總設計師。第一艘載人飛船神舟五號成功返回后，王永志立即打電話給錢學森，向他匯報說：“您給我的任務，我完成了！”

2024年6月11日，王永志在北京病逝，享年92歲。

逆向思維

神舟飛船連續(xù)發(fā)射成功后，錢學森得意地對人說：“我推薦的總設計師不錯吧？他年輕時就嶄露頭角，大膽地進行逆向思維，很懂得科學的辯證法，和別人不一樣。”

讓錢學森首次覺得王永志“不一樣”，是在1964年，那時王永志還是一位初出茅廬的年輕中尉。

王永志1952年考入清華大學航空系，1955年被派往莫斯科航空學院飛機制造專業(yè)學習。中蘇《國防新技術協(xié)定》簽訂后，他被指派改學火箭導彈設計，畢業(yè)論文就是《洲際導彈設計》。1961年他畢業(yè)回國，分配到國防部五院。

王永志留蘇時，在冬宮前留影。本文圖/受訪者提供

五院由錢學森擔任院長，是1956年成立的第一個導彈研制機構。但剛起步不久，蘇聯(lián)就中斷了技術援助，撤走援華專家。五院精心挑選了一批青年作為技術苗子重點培養(yǎng)，共有72人，被戲稱為“72賢人”，王永志也在其中。他被放到基層鍛煉了兩年，彼時剛回到一分院總體設計部，擔任總體設計組組長。

王永志傳記作者、《中國高新科技》雜志社總編輯姚昆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王永志專業(yè)知識扎實，學習和鍛煉經(jīng)歷使他很早就具備了總體設計思想，這是他很年輕就從事總體設計的基本條件。

1964年，王永志隨試驗隊來到甘肅酒泉，首次參加導彈發(fā)射任務。要發(fā)射的“東風二號”是中國自行研制的首枚中近程導彈，1962年首次發(fā)射時遭遇失利，經(jīng)過兩年的改進，即將重新接受檢驗。

時為6月下旬，地處沙漠的發(fā)射基地氣溫超過40℃。推進劑開始加注后，在高溫下體積膨脹，燃料貯箱內無法灌注進足夠的燃料。彈道計算組報告：射程不夠了，彈頭無法飛抵彈著區(qū)。

空氣頓時緊張起來。研討會開了一個又一個，專家們不斷提出解決方案，經(jīng)過討論又不斷否定。

王永志也在苦苦思索。是否可以另辟蹊徑呢？他突然靈感閃現(xiàn)，拿起筆立刻開始計算起來。經(jīng)過一夜的反復思考和計算，并經(jīng)同事復算，在第二天的討論會上，他胸有成竹地提出了一個很特別的解決辦法：卸掉600公斤酒精。

推進劑包括氧化劑（液氧）和燃料（酒精），液氧是恒溫的，酒精則遇熱膨脹，高溫造成兩種成分密度的改變，推進劑配比隨之改變。而最佳配比是在火箭飛行到預定速度時，燃料和氧化劑同時耗完，廢重消除，射程最遠。王永志方案的特點就在于反其道而行之：減少燃料以恢復最佳配比，推進劑雖然少了，但因廢重消除火箭質量輕了，反而能達到預定射程。

然而在討論會上，專家們對這個看似異想天開的解決辦法反應冷淡。王永志實在不甘心，鼓起勇氣敲開了發(fā)射現(xiàn)場最高技術決策人錢學森的門。

錢學森也正在冥思苦想。他邊聽邊問，聽完王永志的方案，眼里漸漸亮起一道光。他微笑著打量眼前這個年輕人，點頭稱“有道理”，又沉思了幾分鐘后，他興奮地站起來走到王永志身邊，拍了拍他的肩說：“行，我看這個辦法行。”

在新一輪的討論會上，一言九鼎的錢學森最后拍板道：“就按王永志的建議辦。”

6月29日7時，“東風二號”帶著“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巨幅標語，騰空而起，順利飛抵預定區(qū)域。戈壁灘上歡呼聲雷動。王永志也由此嶄露頭角，被提升為總體設計室副主任。

1965年，中央批準了“八年四彈”（即中近程、中程、中遠程和洲際導彈）規(guī)劃。1969年，北部邊境形勢驟然緊張，中央決定集中優(yōu)勢力量，加快洲際導彈研發(fā)。在“沒有洲際導彈，毛主席睡不好覺”的指示激勵下，洲際導彈研制進展迅速。

王永志從中程導彈研制隊伍中被抽調出來，主持洲際導彈總體設計室工作，后來又被任命為副總設計師。

洲際導彈總裝完成后要全彈試車，但是試車臺只有一個，被另一型號導彈所占用。王永志急中生智，提出不試驗全彈，只試驗安裝了多種精密儀器的二級導彈。這種做法沒有先例，一些人認為太冒險，又是錢學森支持了他。

第一枚洲際導彈預定于1971年9月10日發(fā)射。就在前一天，一股強冷空氣突然東移，氣象部門預報發(fā)射當天將低云密布。推進劑加注停止了，有人主張推遲發(fā)射。王永志卻認為，這枚導彈“已經(jīng)老了”，再加上推進劑的腐蝕，如不發(fā)射極有可能報廢，造成巨大浪費，而發(fā)射的話影響的只是光測數(shù)據(jù)，這可以用遙測來彌補，因此按時發(fā)射利大于弊。在座的錢學森等都同意他的意見。

王永志和夫人王丹陽（右一）看望錢學森和夫人蔣英。

試驗結果，雖然射程有一定偏差，但驗證了總體設計方案的正確性，七機部（在五院基礎上改組成立）黨組做出了“試驗基本成功”的結論。這標志著中國洲際導彈的誕生。

然而，洲際導彈的定型工作因“文革”受到嚴重干擾，一再推遲。王永志也為此遭到500多天的隔離審查。盡管如此，洲際導彈的首飛成功對中國航天事業(yè)影響深遠，長征二號運載火箭的研制正是以洲際導彈為原型展開的。

“有生以來最難的一場硬仗”

粉碎“四人幫”后，王永志獲平反，1978年1月被提升為七機部第一研究院（后又稱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總體設計部第一副主任。

從那時起，王永志經(jīng)歷了我國遠程戰(zhàn)略導彈的兩次更新?lián)Q代，從第一代液體導彈到第二代液體導彈，再從液體導彈到固體導彈。兩次換代，他都是第一任總設計師，成為新一代遠程導彈技術領軍人。

1986年，一院院長李伯勇調離，航天工業(yè)部（七機部1982年改為航天工業(yè)部）在全院公推院長，誰得票多就向中央報誰。結果，在全院副廠、所級和院機關副處級以上干部投票中，王永志得票第一。12月，他被國務院正式任命為航天工業(yè)部第一研究院院長。

王永志上任之時，軍工企業(yè)正面臨轉軌。根據(jù)國際局勢整體緩和的判斷，國家做出抓住時機大力發(fā)展經(jīng)濟這一重大決策。1985年一院液體導彈項目下馬后，國家劃撥經(jīng)費從幾個億銳減到4000萬，就連解決3萬職工的工資都不足。部領導一再強調，要轉軌變型，有問題“不找部長找市場”，將航天產(chǎn)品推向國際市場。

恰在這時，世界航天界接連發(fā)生了一連串舉世震驚的大災難。1986年1月，美國挑戰(zhàn)者號航天飛機機毀人亡。4月，美國大力神34D火箭升空幾秒便發(fā)生爆炸。5月，美國德爾它火箭升空91秒后自毀。同月，法國阿麗亞娜二號火箭剛離開發(fā)射塔就化為火海。一時間，國際商業(yè)衛(wèi)星發(fā)射市場出現(xiàn)真空。

機不可失。然而中國當時擁有的長征二號和長征三號運載火箭只能發(fā)射1300千克以下的小型衛(wèi)星，要在國際主流的大型衛(wèi)星市場上分一杯羹，就必須發(fā)展新一代大推力火箭。

1986年3月，一院研究員黃作義拿著三張設計小圖，找到主管業(yè)務的時任副院長王永志。他們之前就探討過此事，都認識到中國的運載火箭要上一個大臺階，僅靠加長火箭箭體是沒有出路的，它總有一個極限，解決之道只能是在火箭上并聯(lián)幾個助推器，即發(fā)展捆綁式火箭。

在王永志的支持下，黃作義訪問了美國休斯公司，沒想到休斯公司對于將衛(wèi)星交給中國發(fā)射表示出了極大的興趣。王永志很受鼓舞，很快組織總體設計部在長征二號C火箭基礎上做捆綁式火箭方案設計，即長征二號E，簡稱“長二捆”。

7月，國務院、中央軍委批準將發(fā)射外星工作列入國家重點項目，代號為“867工程”。

1987年，澳大利亞為建立第二代通信衛(wèi)星網(wǎng)絡進行國際招標。中方作為發(fā)射服務分包商，與主承包商美國休斯公司組合投標。中方所報的發(fā)射價格，至少比市場上低15％—20％。1988年6月揭標，由中國“長二捆”火箭發(fā)射休斯公司兩顆衛(wèi)星的方案中標。

衛(wèi)星屬于高技術產(chǎn)品，在美國按軍品管理，出境必須得到美國政府批準。中國政府為此做了大量工作，外交部長錢其琛等都親自出面會談。1988年9月，美國總統(tǒng)里根簽署了有條件批準的文件。12月，兩國政府終于談判成功，同意簽署《關于衛(wèi)星商業(yè)發(fā)射服務的協(xié)議書》的政府間協(xié)議。

然而直到此時，“長二捆”還是紙上火箭。

1988年12月底，研制工程正式啟動。國防科工委任命王永志為工程總指揮，一院院長王德臣為總設計師，副院長于龍淮為副總指揮。

根據(jù)合同，中方必須在1990年6月30日前有一次成功的發(fā)射試驗，否則終止合同并罰款100萬美元。時間只剩下18個月了。而在美國，研制這么大的火箭通常需要三至四年。

王永志后來對傳記作者姚昆侖回憶，這是他一生最艱難的硬仗，要頂著以往沒干過的技術風險、貸款幾個億的經(jīng)濟風險、作為第一責任人的前途風險甚至是影響國家顏面的風險。他別無退路，只能背水一戰(zhàn)。

他把家安在了辦公室，和王德臣、于龍淮等每天超負荷工作著。他們的辦公室里掛著一面小黑板，有什么想不通的問題就寫在上面，弄清了才擦去。

一院開始了500多個夜以繼日、燈火通明的日子，有人形容這里是“太陽不落的地方”。設計人員平均一天要畫17張圖，工廠要在400天里設計生產(chǎn)出5000多套特殊工藝裝備，試驗單位要在180天內做完大小300多項試驗。每個工作現(xiàn)場都是晝夜不停連軸轉，壓力之大超乎想象，但大家都是興奮的。

終于，1990年6月29日，“長二捆”提前一天矗立在了西昌衛(wèi)星發(fā)射中心的發(fā)射架上。

然而，就在離發(fā)射只剩幾天的時候，一場可怕的意外發(fā)生了。

7月12日傍晚，工作人員突然發(fā)現(xiàn)，一個火箭助推器冒出了黃煙，不久另三個助推器也出現(xiàn)類似情況。王永志立刻趕到現(xiàn)場，指揮搶險。等他安排好工作返回招待所時，已是凌晨1點多了。他還沒來得及脫衣上床，電話鈴聲又震耳欲聾地響起：“王院長你來看看，燃料好像也漏了！”他匆匆趕回現(xiàn)場，只見白煙又飄出了。他一夜未眠，緊急處置。

王永志累病了，在招待所打點滴。王德臣和于龍淮也相繼病倒，住進醫(yī)院。

有人聯(lián)名給中央寫信，提出這枚火箭發(fā)射不得。7月14日，國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帶著中央領導批示來到發(fā)射現(xiàn)場，當晚召開了緊急會議。他直截了當?shù)貑枺?ldquo;這枚火箭到底能不能打？”王永志說，意外情況已經(jīng)解決，檢測結果都是正常的，能打。其他與會專家也支持這個意見。最后，丁衡高第二次問王永志：“到底打還是不打？”王永志站了起來，堅決地說：“能打，肯定能打！”

第二天晚上，丁衡高終于表態(tài)同意發(fā)射。他說，向中央領導請示了，中央領導說一線同志最了解技術情況，他們認為能打就打。

1990年7月16日上午9點40分，隨著“點火”“起飛”口令的下達，“長二捆”順利升空，橫空出世。不久喜訊傳來，火箭搭載的巴基斯坦科學實驗衛(wèi)星和模擬“澳星”成功入軌，完成了合同任務。

很長時間以來，王永志一吃飯就反胃，因厭食消瘦了十多斤，得知消息后他一反常態(tài)對秘書說：“我非常想吃點醬牛肉，或者紅燒肉也行。”秘書很高興，給他找來了一盤醬牛肉，他吃得非常香。

“長二捆”的成功發(fā)射引發(fā)了巨大的關注。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評論道，這預示著中國在衛(wèi)星發(fā)射業(yè)務方面將上升為“大角色”，并將有能力將航天員送入太空。

“王大總師處理問題合情合理”

上馬“長二捆”，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為載人航天留下伏筆。突破捆綁式技術后，火箭運載能力由2.5噸提高到8.8噸，載人航天可以破題了。

1992年1月，經(jīng)過“863計劃”五年的論證，載人航天工程提上了日程。王永志被指定為工程技術經(jīng)濟可行性論證組組長。8月，他在中央專委會議上匯報了載人飛船的七大系統(tǒng)、總體方案以及“三步走”發(fā)展規(guī)劃等，包括改進“長二捆”作為發(fā)射飛船的高可靠火箭。

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擴大會議，審議載人飛船立項問題。丁衡高、王永志等做了詳細匯報。最后常委會作出決定，要像當年抓“兩彈一星”一樣抓載人航天。

至此，載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項，代號“921工程”。11月，中央專委任命了工程四位負責人：總指揮丁衡高，副總指揮沈榮駿、劉紀元，總設計師王永志。

姚昆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總師要從宏觀上把握世界航天發(fā)展大勢和前沿技術，對未來發(fā)展的不確定性具有應變能力，還必須壓得住陣。載人航天工程涉及3000多家單位、數(shù)十萬人員，七大組成系統(tǒng)（航天員、飛船應用、載人飛船、運載火箭、發(fā)射場、測控通信和著陸場）總師都是響當當?shù)娜宋?。這對王永志的協(xié)調藝術是一種考驗，而他始終與七大系統(tǒng)歷任總設計師和專家們保持了良好的關系。

在技術方案論證會上，航天員系統(tǒng)的技術負責人都認為先送大動物上天試驗比較保險，并已選定云南獼猴。王永志在了解情況之后認為這一步并非必要，因為其他國家已有很多人上過天了，在天上停留時間已長達幾百天，很多問題都有了結論，無須再用動物從頭試驗，要是連這一步都不敢跨越，豈不是只能永遠跟在別人后面亦步亦趨？

最后，大家達成了共識，研制擬人代謝裝置來代替動物試驗，以節(jié)省時間和經(jīng)費。因此，中國載人航天跨過了搭載動物試驗階段，直接從無人飛行進入載人航天飛行。

工程指揮部最初擬定的主著陸場在河南開封至駐馬店間位于黃泛區(qū)的一片區(qū)域。1993年2月，王永志等乘車進行地面詳勘，他看著窗外的景象，眉頭越鎖越緊。他覺得這里問題很大，一是樹木和建筑太多，影響降落安全；二是人口密度較大，每平方公里達600人，每次發(fā)射勢必要疏散大量群眾，初期可能達130萬人，太擾民了。

王永志（左一）等為載人飛船著陸場選址。

此時選址方案已上報中央并經(jīng)批準，而且技術路線也要做很大的改變，一些人很有顧慮。但王永志認為，既然發(fā)現(xiàn)問題就要實事求是，不能文過飾非，最后統(tǒng)一了大家的意見。主著陸場最終選定在內蒙古四子王旗阿木古郎牧場地區(qū)，這里地勢平坦開闊，人煙稀少，平均每平方公里只有7.9人，條件比較理想。

神舟二號的逃生設計中曾忽略了一個細節(jié)?；鸺w出大氣層時一旦出了故障，就要實施船箭應急分離，保障航天員安全。但由于是應急分離，火箭中必然還剩很多推進劑，質量比正常分離時大很多，速度降不下來。形象地說，“失去理智”的火箭會一路“追殺”飛船。王永志提出，既然火箭無法減速，就只能讓飛船加速。

姚昆侖說，在常人看來，王永志的建議似乎不甚合理。就像汽車要追尾了，應該是要求后面的汽車趕快剎車，但王永志的邏輯是，盡管這是后車的責任，但這時候誰也別埋怨，前面的車趕緊加速逃生吧。

這是火箭的問題，王永志讓飛船來解決；也有飛船的難題（航天員手控船箭分離設計），王永志卻“判”給火箭解決。因此很多人說，“王大總師處理問題合情合理”。王永志自己常說，工程不是“自古華山一條路”，而往往殊途同歸，關鍵是要選擇一條最好走的路。

一生如履薄冰

有人說，王永志是福將，是常勝將軍。他先后主持六種航天新型號的首次發(fā)射，無一失利。他擔任運載火箭研究院院長任內，負責的11顆衛(wèi)星均發(fā)射成功。王永志自己則說，搞火箭這個東西總是如履薄冰，自己只是沒碰上最壞的情況，就算幸運吧。

他對自己的總結是，這一生做了三件事——把導彈準確送到需要的地方去，把衛(wèi)星送到各種軌道上去，把中國人送到太空去。

他出任載人航天工程總設計師的13年中，各系統(tǒng)元老級人物逐漸被中青年骨干取代。神舟六號任務完成后，74歲的王永志再次提出應讓年輕人來執(zhí)掌帥印。2006年5月，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簽署命令，批準王永志從載人航天工程總設計師位置上退下來，由49歲的周建平接任。

王永志留學蘇聯(lián)時的導師米申說過：“做總設計師風險很大，這一生你不得神經(jīng)病，也會得心臟病。這是一項壓力很大的工作。”他一語中的，王永志幾乎每天都處于處理問題、解決問題的狀態(tài)中，一刻不敢懈怠，隨身帶著速效救心丸。

多年高度緊張的工作節(jié)奏里，養(yǎng)花和看球是能讓他稍許放松的愛好。他家中除了航天類書籍之外，種植花卉的書也不少。他總是一有空就去花市，幾乎把北京的花市逛遍了。回到家，他習慣先給花草施肥、澆水、剪枝。

2010年5月4日，因在航空航天方面的突出貢獻，國際天文學聯(lián)合會將火星和木星之間一顆編號為第46669號的小行星永久命名為“王永志星”。

王永志擔任總設計師時，2003年親手把神舟五號送入太空，這標志著中國載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戰(zhàn)略第一步的完成。此后，王永志又親眼見證了2019年天宮二號空間實驗室返回地球，完成了第二步；2022年神舟十三號三位航天員在中國空間站駐留六個月，實現(xiàn)了第三步。

2022年11月17日是王永志90歲生日。當天神舟十四號航天員陳冬、劉洋和蔡旭哲從中國空間站發(fā)回一段視頻，祝他生日快樂，健康長壽。網(wǎng)友們驚呼，這是宇宙級的祝福。

（本文參考了《中國航天院士傳記叢書》總編委會組織編寫、姚昆侖所著《王永志院士傳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