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zhàn)結束后，安妮的手寫日記被出版成書。
安妮·弗蘭克
德國猶太人，1929年6月生于法蘭克福，1933年隨家人移居荷蘭，1944年被捕，1945年死于納粹集中營。生前所寫日記后結集出版為《安妮日記》，備受關注。
“希望停戰(zhàn)，希望和平。”
“總會有擺脫困境的辦法。上帝從來不會遺棄我們。古往今來，猶太人經(jīng)歷了很多苦難，但多年來他們依然頑強生存，這么多世紀的苦難令他們更堅強。”
“我要活下去，在我死后也繼續(xù)活著。”
……
這些句子出自德籍猶太少女安妮·弗蘭克的日記。從1942年6月12日起，安妮詳細記錄全家人為躲避納粹迫害而藏身荷蘭一處密室的生活，表達了自己對戰(zhàn)爭的憤怒。日記最后一篇日期標注為1944年8月1日。
3天后的一個早晨，警察沖進阿姆斯特丹親王運河旁的一座辦公樓，將藏匿于此的安妮一家關進集中營。安妮一家和10萬荷蘭猶太人一起死在集中營，她的父親奧托·弗蘭克是唯一的幸存者（他戰(zhàn)后移居瑞士，1980年去世）。1947年，奧托將女兒的逃亡日記結集出版，很快成為全球熱門讀物，迄今銷量超過2500萬冊。讀過這本書的人，腦海中往往會浮現(xiàn)出一個問題：警察是如何發(fā)現(xiàn)安妮一家的藏身地的？近日，一個多國聯(lián)合歷史調查團隊稱，這個問題的答案已經(jīng)找到。
幾十人被疑為背叛者
有人認為，安妮一家被發(fā)現(xiàn)是偶然情況。但多數(shù)研究者認為，阿姆斯特丹建筑密集，安妮一家躲藏在一間由書柜遮擋的密室里，非常隱蔽，被警察“碰巧”發(fā)現(xiàn)的可能性不大。他們應該是遭人出賣了。奧托也認為自己一家是遭人背叛，去世前一直試圖找到這個背叛者。
然而，研究人員沒有找到任何相關資料。所有調查都只能依賴口述，很容易受到當事人個人立場和記憶誤差的影響。這不僅提高了調查難度，也降低了結果可靠性。幾十年來，不下30人被疑為背叛者，但都難以坐實。
最初被懷疑的是那幢辦公樓的倉庫經(jīng)理范·馬倫。他的辦公室就在安妮一家藏匿的密室下方，而且他有偷盜前科。1947年和1963年，馬倫兩次受到調查。他堅稱自己沒有出賣安妮一家，而調查者也找不到證據(jù)。最重要的是，他沒有告發(fā)動機——如果查到猶太人，倉庫會被查封，他也就沒工作了。還有一個被懷疑的對象是負責倉庫殺蟲的萊納·布萊德倫，她當年懷疑有人藏在倉庫，并散播這個流言。但對她的調查也沒有結論。
1963年，案子曾取得突破。當時，在著名“納粹獵人”西蒙·維森塔爾的幫助下，奧地利警方逮捕了在維也納警察局任職的卡爾·西爾貝鮑爾，確認他就是抓捕安妮一家的警察頭目。西爾貝鮑爾強調自己當時只是在執(zhí)行任務，并不了解細節(jié)。當年給他下任務的是黨衛(wèi)軍中尉朱利亞斯·德特曼。此人生前籠統(tǒng)提到自己通過“可靠信息來源”得知安妮一家的藏身地，但他早已在戰(zhàn)俘營中自殺。調查再次陷入僵局。最終，警方取消了對西爾貝鮑爾的起訴。奧托在法庭上表示，他相信西爾貝鮑爾只是個服從命令的警官。但他也強調：“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再也不要見到這個男人（指西爾貝鮑爾）。”
調查仍在進行。有人說，荷蘭女子內莉·福斯克伊爾從一直幫助猶太人的姐姐那里得知了安妮一家的藏匿地點，報告了警察。還有人猜測，安妮一家的藏匿地實際上早已暴露，奧托一直通過賄賂荷蘭官員托尼·阿赫萊爾來保證家人的安全。當奧托最終耗盡錢財后，收不到“保護費”的阿赫萊爾向納粹當局舉報了安妮一家。以上推測都缺乏完整、可靠的證據(jù)，無法確認。
老年時期的奧托，拿著《安妮日記》一書。 “被迫”的背叛？
2022年1月，由美國退休警探文斯·潘科克領導的調查團隊宣稱破解了這個謎團。調查始于2016年，參與者包括犯罪心理學家、法醫(yī)、檔案管理員、歷史學家等。有近30年辦案經(jīng)驗的潘科克帶隊探訪安妮當年的藏匿地，并從附近居民、奧托的朋友等入手多方調查。
奧托去世后，安妮的“遺產”被一分為二：位于荷蘭阿姆斯特丹的安妮·弗蘭克博物館負責管理安妮一家當年的藏身處，位于瑞士巴塞爾的安妮·弗蘭克基金會則擁有《安妮日記》的部分版權及相關歷史資料。多年來，雙方在版權和版稅問題上爭執(zhí)不休，一度對簿公堂。當調查團隊向基金會求助時，對方不僅拒絕提供歷史資料，甚至警告調查團隊不要在報告中使用安妮的全名。幸好，安妮·弗蘭克博物館提供了不少線索。在其幫助下，調查團隊在8個國家查找了數(shù)十萬份檔案文件，與70多名相關人員交談，還開發(fā)出專門的數(shù)據(jù)庫，實時輸入搜集到的地圖、信件、照片、文件等信息，并據(jù)此繪制出當年密室周圍的納粹分子與線人分布圖。最終，他們將目光鎖定在荷蘭猶太人阿諾德·范·博格身上。
二戰(zhàn)時期，安妮一家藏身在阿姆斯特丹普林森格拉赫特街263號。 博格是一個很有聲望的公證人，與奧托是舊相識。1933年舉家搬到荷蘭后，奧托成為一名創(chuàng)業(yè)者，很快結識了博格。博格給安妮一家很多幫助，奧托很信任他。
1940年5月10日，納粹德國對荷蘭發(fā)動“閃電戰(zhàn)”。僅5天后，荷蘭政府便宣告投降。這對居住在該國的猶太人來講，可謂晴天霹靂。當時，許多沒能及時逃離的猶太人都選擇躲藏起來。
納粹軍隊剛占領荷蘭時，并未立刻將猶太人送到集中營。為避免當?shù)爻霈F(xiàn)大規(guī)模起義，他們采取“溫水煮青蛙”政策，宣布成立“阿姆斯特丹猶太人委員會”，身為猶太社區(qū)領袖的博格是該委員會的創(chuàng)始成員之一。
很長一段時間里，博格一直竭力通過為納粹官員倒賣藝術品、輸送賄賂等，爭取他們對藏匿的猶太人“網(wǎng)開一面”。但到了1943年，納粹決定解散這個委員會，將其成員全都送往集中營。潘科克以為博格也在某個集中營，但調查后發(fā)現(xiàn)，博格及其家人并沒有被納粹送到集中營，而是一直生活在阿姆斯特丹，直到他1950年去世。這讓潘科克懷疑，博格與納粹當局進行了某種交易，最終讓他成為“猶太人委員會”中唯一的幸存者。
讓潘科克認定博格出賣安妮一家的關鍵證據(jù)，是戰(zhàn)后奧托收到的匿名信。信中稱，博格是出賣藏匿在阿姆斯特丹的多個猶太家庭的罪魁禍首。他因給藝術品做公證而結識納粹高官，獲得了直接打電話舉報的便利。當時，普通百姓的私人通話因大規(guī)模斷線而停用。
結合此前對博格在納粹占領期間經(jīng)歷的調查，潘科克推斷出博格“背叛”安妮一家的全過程：1943年，博格意識到“阿姆斯特丹猶太人委員會”對納粹當局已喪失利用價值。為了保護自己和妻子，他選擇與納粹官員做筆交易——向納粹當局提供自己手上藏匿在荷蘭的猶太人名單及藏身地（其中包括安妮一家）。作為回報，他和妻子獲準掩蓋猶太人身份，繼續(xù)在阿姆斯特丹生活。
安妮全家福從左到右依次為：父親奧托、安妮、姐姐伊迪絲和母親瑪戈特。 有動機、有信息、有渠道，這便是警探出身的潘科克認定博格為背叛者的理由。他說：“博格就像象棋玩家，為自己設置了多層保護，以防止一家人被送到集中營。”
真正兇手是納粹
對潘科克團隊的結論，不少人將信將疑。阿姆斯特丹猶太文化區(qū)主管埃米爾·希瑞爾說：“指控博格的證據(jù)太弱了，使用了大量假設，只基于一小段信息。”安妮·弗蘭克博物館認為調查團隊提出了一個“迷人的假設”。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館首席研究者布魯克認為“未必有背叛者”。他表示，警察當時是在搜查制造假配給券的人，偶然間發(fā)現(xiàn)了安妮一家藏身處。去搜查的警察沒開囚車，而且其中一個警察是負責經(jīng)濟犯罪調查的。
安妮生前的照片。 其實，在1963年的調查中，博格的名字就出現(xiàn)過。當時奧托說，二戰(zhàn)勝利后，自己收到一封匿名信，說博格出賣了他一家。奧托還將匿名信抄了一份。潘科克找到當年調查奧托的警探之子，看到了后者收藏的抄錄件。經(jīng)法醫(yī)鑒定，這張紙條是真的。潘科克還從荷蘭國家檔案館中查到，當年確實是“阿姆斯特丹猶太人委員會”中的某人向納粹提供了猶太人的藏身地清單。
但奧托早就收到匿名信，為何當年沒有提出查辦博格？又為什么到1963年、博格已去世13年后舊話重提，又仍未得出確鑿結論？潘科克分析，戰(zhàn)后歐洲反猶主義仍然盛行，奧托也許不想承認猶太人中出現(xiàn)背叛者這個事實，以免給反猶輿論提供“子彈”。
作家羅斯瑪麗·沙利文將這一調查寫成了《背叛安妮·弗蘭克》一書。她說，博格向納粹提供的是一份猶太人藏身地的名單，“與具體的人并沒有確切聯(lián)系，也不能保證猶太人還藏身在那里”。他是為了保全性命才把這些信息交出去，并不是典型的惡棍，而是一個“被逼到墻角的受害者”。“我覺得他是個悲劇性的人物。”
一位知名猶太人士則主張，罪魁禍首是泯滅人性的納粹。“納粹在大屠殺期間做的，就是使猶太人失去人性?；氐綒v史，尋找真相，其實是讓猶太人回歸人性。”（完）
